在日前举办的“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挖掘与保护传承”学术研讨会暨山东省民俗学会2022年学术年会上，辽宁大学教授、沈阳音乐学院特聘教授江帆作题为《从“地方”出发：非遗保护的有效路径与文化意义——非遗保护视域中的“田野景观”及其思考》的学术报告。她从自身研究领域出发提出了独到见解，认为在民俗及非遗项目保护传承弘扬的过程中应更提高对人的关注，注重人的价值。

人是非遗保护传承的核心

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为非遗项目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厚实的基础，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将智慧发挥至极致，创造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精彩绝伦的非遗。近年来，社会各界高度重视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越来越多的非遗被人们看见，并焕发出夺目的光彩，得到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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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帆在报告开始之初便向诸位与会人员提供了一个探讨问题:非遗保护工作关注的重点更应该集中于实在的物，抑或是其中的人?“我们很多人在从事非遗保护工作初期时，都会认为工作中更重要的是对项目中的物进行保护。因为许多非遗项目是以物的存在形式而呈现的，我们看到物才能了解项目的精巧绝伦之处，物也可以作为项目发展水平的佐证。然而，其中的人才是更应该值得探索和关注的。”江帆举例介绍。

诚然，一件精巧绝伦的手工艺作品呈现在众人眼前时，人们会感慨于其中匠人技艺的细致与大胆，并从中体会历经传承的文化之感觉。本世纪以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展显著，各级各类优秀的非遗得到了有效保护、传承、发展。2005年，我国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遗保护方针。在非遗保护工作开展的早期阶段，许多非遗项目急需抢救性保护。

“对濒危的非遗项目进行抢救性的保护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人们更多将目光集中于物品，而忽略了其中人的存在，出现见物不见人的情况。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对‘保护’的概念进行了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界定，强调其是一种‘过程性’的方法。近年来，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绩，我们也应尝试转化工作视角，从对物的关注转移至对人的关注，从对结果的关注转移到对过程的关注。”江帆介绍。这里所指的“人”其实是更广泛、宏观的概念，不仅包含非遗项目的传承者，也包括相关社区和群体以及个人。因此，她提倡在非遗保护中应做到见物亦见人。

同一则故事的建构变化

作为一种活态文化，非遗是依靠人、作用于人的活态传承。《公约》中提到，“承认各社区，尤其是原住民、各群体，有时是个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保护、延续和再创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为丰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作出贡献”，这里便是对非遗保护工作中人的作用的重视及肯定。在江帆看来，非遗保护的过程也别有深意，“物化形式凝聚的技艺与百姓生活发生种种关联，这一过程承载着一项功能，即为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价值和社会功能。”她以来自辽宁的国家级非遗项目谭振山民间故事，省级非遗项目抚顺满族民间故事、李龙王赶香烟祭奠为例，结合其多年来田野调查的经历及见解，讲述了人在非遗保护传承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谭振山是一位普通农民，也是一位口头文学领域的传奇人物。他能够讲述1062则故事，内容多为风物传说、历史人物传说及生活故事和笑话，是地方风俗及农耕文化的见证者。上世纪80年代，江帆便开始对谭振山及其故事展开田野调查，并逐步开启对这些口头故事的文字记录工程。后来，谭振山和他的故事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注意，成为许多学者的研究对象。

在对谭振山长期的跟踪调查中，江帆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便是同一位讲述者讲述同一个故事，在不同时期故事的文本也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1987年至2010年，江帆总共采录了5次谭振山讲述的娄老娘接产的故事，每次皆有细微变化。故事主人公娄老娘年龄从30岁至60余岁不等;其面临的生活困境也在贫困、疾病等之间变化;故事结束时，主人公所实现的生活愿景也各有不同，有的是摆脱贫困，有的是实现富裕，有的则为消除疾患。

故事叙述的母题未曾变化，皆围绕帮助与报恩展开，但讲述者却在对其细节不断进行重构。在对讲述者跨度长达20余年的跟踪采样中，江帆根据谭振山所处的不同讲述语境进行比较，才发现其中的端倪。“故事主角所面临的生活困境和所期盼的生活愿景，其实也是对讲述者自身生活的投射。比如，在记录早期，讲述者自身生活需要摆脱贫困;随后，经济水平提升，便开始对富裕的追求;至后来，讲述者年龄增大，疾病成为其最希望解决的问题。故事中主角所面临的困境也在跟随讲述者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江帆表示。

“看见”地方文化特色

借由讲述者之口，一则民间故事的意义便超越了其内容本身，成为体现一个特定群体知识及观念个性化及地方化的叙事表达。娄老娘接产的故事本质反映的是百姓对善有善报理念的相信，体现着传统劳动人民质朴的追求与价值判断。此外，故事中还有许多关于民间信俗的记录与体现。故事中发生的地点可与现实生活中的场景对应，故事本身是奇幻性与真实性的融合。

“谭振山通过故事对辽河平原农耕群体生活世界与精神图景予以了近乎全景的展现，已然构成了区域群体用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体系。这些故事历经数代传承，已经沉积为特定社区、群体、个人认知与地域传统融合的结晶体，并成为映照其生活和心灵的一面镜子，也让特定地域和生活在这里的人变得真实可感。”江帆表示。通过故事的讲述与传承，民间文学类不断凸显其本质与内隐的意义，社区、群体及个人可以在故事中完成他们生活方式、思想理念的展示与张扬。

民间故事不仅构筑了群体的生活，也牵动着聆听者的感受与体悟，成为增强群体凝聚力和认同感的介质。抚顺满族民间故事传承人黄振华将大量的植根于辽东地区的生活生产场景及相关知识融入自己的故事之中。有时候，故事情节不是重点，由故事延展而来的地方性知识则成为其中有趣且具有吸引力的关键所在。“故事《趿拉-扑登》原始记录稿有4041字，前2409字中均为对各类生活细节、知识的普及介绍，为后续故事做铺垫，引起听众兴趣，在这之后，主人公方才亮相。”江帆介绍。通过黄振华详实有趣的讲述，当地百姓生产生活的空间场景得以细致地还原，故事富有知识性，合情理，又引人入胜。故事也完成了对特定群体认知维度、文化逻辑、知识谱系的呈现。

文化并非固定于某一区域，而是可以跟随人的迁徙而产生流动。在李龙王赶香烟祭奠活动中，相关的文化习俗从山东流传至东北地区。这里的李龙王指的便是山东地区广为流传的秃尾巴老李故事中的主人公。祭奠活动在当地又诞生出许多新的习俗。“非遗在与历史和自然的互动中不断被再创造，进而体现出活态性。活态遗产在为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的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彰显着难以替代和估量的意义和价值。”江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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