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年前的头骨、万年前的土陶器、《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州桥、温州古港的元代瓷片……一幅中华文明进程的图卷徐徐展开。近日，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山西兴县碧村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陕西旬邑西头遗址、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入选。这些考古新发现以生动笔触描绘了中国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今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有怎样的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总结：今年是不寻常的“大年“，竞争非常激烈；主动发掘项目在增加，有力地推动了考古的科学化和进展。项目年代分布均衡，时间跨度从百万年前到元明；科技考古大显神威，体现新时代考古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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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多项考古空白

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考古工作者通过多学科的探索，填补了多项考古的空白。

学堂梁子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弥陀寺村，遗址因曾发现两具约100万前的直立人头骨化石(俗称“郧县人”)而闻名。巧合的是，2022年5月18日，在距“郧县人”1号头骨发现33年后的同一天，在相距33米远的考古发掘地层壁面上，“郧县人”3号头骨面世。新发现的“郧县人”3号头骨保存完好，具有直立人的体质特征。“郧县人”3号头骨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专家将其视为“世界级的发现”。该化石处在古人类近200万年演化历程的中间和关键环节上，填补人类演化空白。本次发掘为实证中华大地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史，提供了关键节点的重要依据与信息。

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地处海岱腹地，距今1.1～1.5万年。该遗址既是中国北方地区出土陶器年代最早的，也是国内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该遗址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考古的关键缺环，为认识中国北方尤其是山东地区旧新石器过渡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提供了关键证据，是我国万年文化发展史的重要实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认为，徐姚遗址还原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填补了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发现的空白。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盆地中东部，是中国青铜时代最早具有明确规划的大型都城。21世纪初，遗址里发现的“井”字形主干道路网络，把二里头都城划分出多个区域，确定了大致的布局框架。在中心区新发现的主干道路及其两侧墙垣，揭示二里头都城为多网格式布局。手工业作坊的新发现、新突破，填补二里头都邑布局和手工业考古的空白。二里头都城严格方正的都城规划制度、“居葬合一”的布局结构，同宫城宫室制度、青铜礼乐制度等制度一起，为商周及后世文明奠定了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基础，体现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王国在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开创、引领作用。

西头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西头村，是目前泾河流域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遗址。通过区域性系统调查及考古勘探工作，确认西头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遗址以商周时期遗存为主体，分布面积约200万平方米。共发掘灰坑650余座，墓葬140座，另有陶窑、房址、灰沟等各类遗迹。西周时期大型城址的发现，填补了区域考古空白，为探索“豳”地所在提供了重要线索，对泾河流域聚落演进与商周社会变迁、周文明起源与发展模式、西周王朝的统治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州桥位于今开封市中山路与自由路十字路口南约50米，是北宋东京城御街与大运河（汴河段）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筑。考古工作者对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进行了持续性的考古发掘。根据考古发掘结果并参考文献资料推测：宋代州桥为柱梁平桥，桥下密排石柱，桥现已不存；现存州桥为明代早期修建，是在宋代州桥桥基基础上建造的单孔砖券石板（拱）桥。在州桥东侧的汴河河道南北两岸发现有巨幅石雕祥瑞壁画遗存，其上雕刻有海马、瑞兽、祥云等，重现了《东京梦华录》中的州桥胜景。

州桥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于研究北宋东京城的城市布局结构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探讨北宋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礼仪等提供了重要材料。州桥考古发掘还原了大运河及东京城繁荣的宏大历史场景，填补了中国大运河东京城段遗产的空白，也为我国古代桥梁建筑技术等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望江东路东段，温州古城朔门外，南依古城，北邻瓯江，东靠海坛山，与世界古航标江心屿双塔隔江呼应。主要遗迹有古城水、陆城门相关建筑遗存、8座码头、1条木栈道、多组干栏式建筑、成片房址、水井等，各类遗存年代跨度从北宋延续至民国，尤以宋元为主。遗址地层中出土有大量瓷片。集中分布的瓷片堆积多呈条带状，形成于元代。其中九成以上为龙泉瓷，基本无使用痕迹。系列遗迹重现了宋元温州港的繁华景象，是我国城市考古、港口考古的重大收获。朔门古港遗址填补了海丝申遗体系港口类遗产的关键缺环，在人类航海文明史上具有突出价值。专家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海内外海丝港口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现。

一些考古新发现也更新了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商王陵位于安阳殷墟，是殷墟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启动了商王陵及周边区域的考古勘探，希望通过勘探寻找小屯宫殿区到王陵区之间的干道，其次搞清商王陵区的范围。考古人员在此发现了两个东西并列、各自闭合的围沟，判断是围绕商王陵的隍壕。这些发现改变了商王陵陵园的格局，将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究。同时，也为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增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实证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近年来被频繁提及，对这个词汇如何理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赵辉介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特定的水土、风土里，它的文化久而久之带有自己的特点与传统。中国史前文化起源和早期发展是满天星斗式的，这些文化彼此有交流，久而久之有一体化发展的趋势，这种现象被称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探寻文明源流，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再次增添了实证。

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碧村村北，是晋陕大峡谷东岸发现的规模最大一座史前石城，4000多年前古先民在此聚集。考古工作者通过六个年度的发掘，较全面呈现了各阶段聚落范围、核心区布局和城门结构，基本明确了遗址的兴衰历程，出土一批颇具特色的陶器和制作精美骨器及玉石器。碧村遗址占据河套石城文化圈向中原过渡的前沿要地，是揭示天下万国时代北方与中原的之间文化交融，展现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多元一体文明形成轨迹重要窗口。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赵辉看来，碧村与石峁文化面貌及年代相似，碧村的发现为探讨石峁文明提供补充。

大松山墓群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考古发掘面积135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2192座。墓葬时代从两晋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时期，发展脉络清晰，表现出从小聚集家族墓地到公共大墓地的巨大转变，反映了黔中地区古代文化进程。作为一处全国罕见的大型地方民族公共墓地，大松山墓地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商贸、信仰、丧葬等情况，展现了西南边疆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画卷，同时也是各地区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巍表示，从出土的随葬品、丧葬方式等，可以看到一千四百多年的多民族和谐相处、文化交流的画卷。

古城村寺庙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东侧。1号寺是我国境内发现的第一处高句丽佛寺，所获大量北朝晚期风格造像为探讨中原佛教物质文化对东北边疆地区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素材。2号寺是首次全面揭露的渤海国高等级佛寺。古城村寺庙址包括高句丽、渤海国两个时期的遗存，遗存面貌清晰地反映出高句丽、渤海国佛教物质文化在中原地区影响之下传入与发展的历史事实，为厘清高句丽、渤海国佛教物质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对实证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维护国家历史安全与文化安全具有重要价值。

“最近这几年，随着中华文明探源课题的开展，我们慢慢开始发现创造这些不同文化背后的社会在文明化过程里各有特点，各有自己的运作方式、文明化进程的途径。同时，互相影响形成了一个历史趋势，即文化的多元一体和中国社会的多元一体。” 赵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