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和《永乐大典》是一个很深刻的学术问题。我196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自那时起追随钱先生30多年，受益匪浅。先生大行已20余年，我的心境时常还沉浸在过去那些岁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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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先生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是《围城》，但他的另一重身份是学者，而且是一位大学者。在他80岁生日之际，我为中国社科出版社写了一篇《写在人生边上·出版后记》，在结语中首次使用“作家的学者”称谓。

钱先生最早的学术著作是《谈艺录》，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发行，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增补版。此后陆续出版了《宋诗选注》（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著名的《管锥编》（1979年中华书局）、《宋诗纪事补正》（200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

钱先生对《永乐大典》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40年代创作《围城》时就曾提及《永乐大典》：“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1972年开始创作的《管锥编》、1984年再版的《谈艺录》，都多次引用《永乐大典》。

1970年代初，我和钱先生在干校期间，钱先生对我讲过很多关于《永乐大典》的话题，并嘱我对《永乐大典》要下真功夫去研究。1972年夏，返京之后，钱先生开始正式写作《管锥编》，同时为我开题——研究《永乐大典》，并要求我编制一部好用的索引。此项目我耗时10年之久，最终完成了这个任务。

为什么钱先生如此重视《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部几近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钱先生常对我说，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不能仅依靠《四库全书》，还要参照《永乐大典》。由此可以看到作为学者的钱钟书先生，他不仅有学术著作，还有一套研究文化历史的方法论。

1972年，钱先生在艰涩的环境下开始写作《管锥编》。在《管锥编》中钱先生对中西方文化从根源和内容上进行了全面的比较。我以为，这是钱先生对中华民族文化坚定的文化自信，是钱先生“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文化情怀（见《小说逸语》）。他的学术道路和经历，从始至终都贯穿着这一点，这应是他学术思想的内涵。

该书对先秦到隋代的古人作品进行了大量全方位的辑佚。钱先生在书中的一节里，肯定了严可均的辑佚方法和成果，同时也指出，由于工具手段的限制，出现了不少“漏辑”，不无遗憾。所以，钱先生在此节最后特别写下：“拾穗靡遗，扫叶都净，网罗理董，俾求全征献，名实相符，犹有待于不耻支离事业之学士焉。”

1982年，在钱先生的指导下，我历经10年，终于完成了《永乐大典索引》一书。《永乐大典》共22937卷，11095冊。明嘉靖年间，重抄过一部副本，可惜永乐正本全然不见踪影，嘉靖副本亦几乎散失，只存世4%。

根据明成祖朱棣为《永乐大典》写的序言可以看出，《永乐大典》的历史渊源是“尽开物成务之道，极裁成辅相之宜。修礼乐而明教化，阐理至而宣人文”。时代背景是“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主要内容是“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搜集范围是“上自古初，迄于当世”。预期目的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编辑体例是由韵以求字，以字以求词，用词以考事。

面对如此繁杂丰富的《永乐大典》，在编制《永乐大典索引》过程中，钱先生给予了很多指导，使我少走了不少弯路。比如索引的基本编排方式：先列作者姓名，次列书名，再列子目篇名；如果没有子目篇名，则列首句，最后标明所在《永乐大典》的册、卷、页、栏，清晰明了。

《永乐大典索引》于1982年完稿，并交中华书局等待出版。由于某些原因，直到15年之后的1997年才转到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当时，钱先生已经病重住院，他嘱杨绛先生代为修改序言，并为本书赐墨题签，让我永志感铭。

钱先生曾对我讲，虽然《四库全书》有诸多问题，但是从整体上科学地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角度看，必须重新认识《四库全书》，全面看待《四库全书》，对《四库全书》也要细致地研究。所以《永乐大典索引》完成后，在此成果上，钱先生又指导我编辑完成一部《四库辑本别集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10月出版）。在当时，我并不完全理解钱先生深远的学术思想。现在看来，可以深刻地体会到钱先生所讲，不能单从《四库全书》的角度出发，而是要整体地、系统性地对待中国历史文化而研究之。

《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其实浸透了钱先生大量的心血。本书是对《四库全书》中所称采用“大典本”的别集（指个人的作品集）165种，及2种“大典本”笔记，共167种进行的辑补。此书的序言是我撰写的，但是经过钱先生亲自大刀阔斧的批改。

通过对仅存的4%《永乐大典》进行深入研究，现存《永乐大典》引录别集和附录共6495条，经核校后，发现《四库全书》“大典本”漏辑了1864条，条数漏辑率达28.8%。《四库全书》收“大典本”别集共165种，我又补辑了别集158种，“附录”2种。种数漏辑率达95%。这些是《四库全书》的缺憾。

《四库全书》确是一部大书，但《四库全书》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华历史文化。“四库禁毁书”和“四库存目书”将不符合清代统治需求和标准的，要么禁毁之，要么仅列为存目，很多书早已是存目不存书了。据统计，禁毁加存目有近万种。

对待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现代人流于一种碎片化的研究，自以为是在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从更高的角度看，这种碎片化无法很好地研究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