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 济南何时成为山东的省会

2023-08-02 09:20:01 来源:文旅中国

济南何时成为山东省的省会,古往今来有两种说法相持不下:一说洪武元年(1368年),一说洪武九年(1376年)。明代“山东等处行中书省”第一任长官汪广洋的行迹透露的信息,证明“洪武元年说”是正确的。

尘封五六百年的历史悬案

明代体制,嗣君登基,即钦定监修、正副总裁及纂修诸臣,编辑先朝《实录》。《明实录》是研究明史最为重要的史料。建文元年(1399年)初修、永乐九年(1411年)三修的《明太祖实录》,仅记载洪武元年四月十一日设置“山东等处行中书省”(简称“山东行中书省”或“山东行省”),以汪广洋为参政,没有言明省治在何处。


(资料图片)

嘉靖十一年(1532年),上任山东巡抚不到一年的袁宗儒决定编修一部《山东通志》,他选定山东按察使司副使奉敕提督学政陆釴为总纂,以山东布政使司左参政陈沂辅之,组织30多人编纂,第二年完稿刊行。嘉靖《山东通志》是山东省第一部通志,编纂水平、刊刻质量俱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编在地志之中,号为佳本。”嘉靖《山东通志》卷二《建置沿革上》记载:“洪武元年四月,置山东行中书省于益都,九年移治济南,寻改置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此时距设置山东行省虽然已有165年,但是,明朝的山东省政府组织编写的志书,必有大量的文书档案等材料以为参考,对省治来龙去脉的考订、记载,理应准确无误。陆釴是昆山(今属江苏)人,天顺八年(1464年)殿试第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陈沂是“金陵三俊”之一,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他们说洪武元年设置山东行省,省治在益都(今山东青州),洪武九年省治迁往济南,不久山东行省改名为“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山东布政使司”),言之凿凿。

但是,明代还有另一种说法:洪武元年四月十一日设置山东行省,省治在济南。嘉靖二十年(1541年)刊行的《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卷二《山东省》云:“本朝置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司,布、按二司俱置济南,都司初治青州,后亦迁治济南云。”该书的编者不详,一个“云”字表明这是当时流传的一种说法。此时距嘉靖《山东通志》刊行仅仅八年,编者也不敢贸然推翻嘉靖《山东通志》的说法,仅写入此说,未断是非。刊行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的《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五《舆地考》曰:“布、按二司俱治济南,都司初治青州,后亦迁治济南云。”看来是照抄《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之说。

清朝以后,两说并存,相持不下。康熙《山东通志》卷二《建置沿革上》、雍正《山东通志》卷三《建置志》、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二十五《山东省》等,皆承袭“洪武九年说”。支持“洪武元年说”者有《钦定续文献通考》《钦定续通典》等。

今人或持“洪武九年说”,或主“洪武元年说”,依旧相持不下。

济南何时成为山东省会,成为一个尘封了五六百年的历史悬案。

“山东等处行中书省”的设立

吴元年(1367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统率二十五万大军北伐中原。十月二十三日,朱元璋发布《奉天讨元北伐檄文》,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相号召。根据朱元璋的战略构想,北伐军应首先攻占山东,然后西进,攻取河南,进占潼关。这样,就斩断了元朝京师大都(今北京)的两翼,进攻大都就易如反掌。十月二十四日,徐达麾兵从淮安直趋沂州(州治今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老城关),拉开了向山东进军的序幕。

元朝管理山东一带的权力机构有两个,分设于益都和济南。《大明一统志》卷二十二《山东布政司》记载:“元以山东直隶省部,置山东东西道宣慰司,治益都。又置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治济南。”设置于益都的“山东东西道宣慰司”是管理山东军民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设置于济南的“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是山东一带的最高监察机构。

十一月二十九日,徐达攻克益都。根据《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七及《元史·忠义传》之记载,当时驻防益都的元朝长官,一是“知枢密院事、平章山东行省”普颜不花,二是“平章政事”老保(又称“保保”)。另外,根据明人李濂《四辅官前工部尚书安公传》记载:“安公然,祥符人,徙居凤阳之颍州,元季为山东行省左丞,守莱州。”据此,元朝在山东的最高权力机构已经不是宣慰司,而是行省。益都之战,普颜不花战死,老保出城投降。朱元璋诏令徐达留兵一万驻守益都,大军西进,十二月初七,徐达攻克济南。

第二年正月初四,刚届不惑之年的朱元璋在百官的“万岁”声中登上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二月十二日,常遇春攻克东昌,至此山东基本平定。

四月十一日,朱元璋诏令设置山东行省。山东在文化、经济与军事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加强对山东的管控,朱元璋特调汪广洋为山东行省参政。汪广洋,字朝宗,高邮(今属江苏)人,才干出众,深得朱元璋赏识,他做过江西行省参政,有管理地方的经验,故派他出任山东行省参政,他是明代山东行省第一任长官。

汪广洋行迹透露的信息

汪广洋出任山东行省参政的行迹,隐藏于他的诗集《凤池吟稿》中。《凤池吟稿》明初就有抄本,传世本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王百祥刻本,王百祥在《跋》中云:“汪先生当草昧之初,力挽宋元旧习,为明朝诗学正宗。所著《凤池吟稿》,脍炙人口,不啻夜光和璧。”《凤池吟稿》还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济南何时成为山东省会之谜,也可以从《凤池吟稿》中得到答案。

在《黄河》一诗中,汪广洋注曰:“曹州抵济宁周村,河流横溃,茫无涯际,古云桑田变沧海,不诬矣。”据此,他赴山东上任,山东段的行程是:曹州——定陶——巨野——嘉祥——济宁,然后乘舟沿运河北上,一路上写下《曹州》《次定陶县》《巨野县》《望嘉祥山》《宿嘉祥县》《离济宁泛舟北行》《鞍山泊》《梁山泊》等诗篇。他赴任的目的地是济南,在济南期间写的诗篇中,有明确地点的有:《历下亭临眺》《趵突泉》《秋日济南闻莺》《济南喜得家书二首》等。

《明史·汪广洋传》记曰:“洪武元年,山东平,以广洋廉明持重,命理行省,抚纳新附,民甚安之。是年召入为中书省参政。”看来他在山东行省参政任上的治绩很突出,当年十一月,他奉调回京,从济南南下,经泰安——大汶口——曲阜——滕州——峄州而南,留下了《泰山》《云亭山》《大汶口》《曲阜县》《滕州》《峄山》《峄州》等诗篇。

《凤池吟稿》中的汪广洋足迹是去济南、在济南、离济南,没有任何去益都、在益都、离益都的足迹。凡此可证洪武元年四月十一日设置山东行省,省治在济南,不在益都。

为何会有“洪武九年说”

为什么嘉靖《山东通志》卷二《建置沿革上》记载洪武元年四月置山东行省于益都,九年移治济南?为什么会有很多史书附和此说?王赠芳等监修、成瓘等编纂的道光《济南府志》卷二十四《秩官二》给出一个答案:

置司虽在益都,而莅事则在济南,如三岁大比一事,监试官则肃政廉访司也,知贡举官则东西道宣慰司也,迄今碑刻尚在济南学宫,此可以破千古之疑。

此说认为元朝的时候,山东最高行政机构设在益都,但最高官员视事却在济南,如科举考试中三年一次的乡试,在济南举行,监试官为“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使”,主考官则为“山东东西道宣慰使”。也就是说,济南实际上已经成为山东最高行政机构所在地,而益都只是名义上的山东最高行政机构所在地。元朝之时,济南的地位已经上升,全省的一些重大活动放在济南举办。但是,这无法改变元朝山东最高行政机构、最高行政官员在益都的史实。

破解洪武九年山东行省迁治济南之误,需要另寻路径。

吴元年(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徐达攻克益都。次年四月十一日,朱元璋才诏令设置“山东等处行中书省”。那么,从徐达攻克益都到山东行省设置,有五个月的时间,山东一带最高行政机构是什么?明军每攻占一个地方,必定设官治民,且如济南,十二月初七徐达攻克济南,一个月后,崔亮就出任济南知府。济南府尚且如此,山东全省也应有一个大明的行政机构与行政官员管理。根据《明太祖实录》等记载,徐达攻占益都以后,朱元璋诏令留兵一万人守益都,显示出益都的重要性。但是,是否在山东新设最高行政机构,是否仍以益都为统治中心,文献都没有记载。最大的可能是战事频仍,未遑设置。

危素《济南府治记》说,徐达攻占济南,大修城堞。这反映了徐达对济南政治、经济与军事地位的重视。洪武元年四月十一日“置山东行中书省”,就把省治定为济南。

在元末明初,山东行省的治所的确存在从益都到济南的迁治过程。也就是说,吴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徐达攻占益都之前,山东行省的治所在益都,洪武元年四月十一日设置山东行省,大明山东行省的治所定为济南。元、明两朝中间的五个月,是战争中的一个“空白期”,山东没有最高行政机构,但在时人心目中,益都仍是山东统治中心。

之所以会出现洪武九年山东行省迁治济南之错误,问题应当出在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诏令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大明所有行省都改名为承宣布政使司,山东亦然。“洪武九年说”将改“山东等处行中书省”为“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的时间,误为“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迁治济南的时间。

(来源: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

责编:刘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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