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玉为美、以玉为贵、将玉比德……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重要内容，其见证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变迁，具有考古学、文物学、哲学、史学、美学、社会人类学等多重意义。研究中国古代玉文化，对于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具有重要价值。围绕玉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玉文化考古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作用等问题，记者采访了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历史学院教授贺云翱。

黄卓 绘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记者：很多专家认为，玉的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过程。您如何看待玉文化考古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贺云翱：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可能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比玉文化具有更加古老而丰富的“文明史”意义。玉文化以各种玉器为载体，但我们不能用今天“珠宝玉器”的观念看待古代尤其是史前和先秦时代的玉器。那个时期，玉器是精英文化的代表，是中华精神文明甚至是制度文明的物质载体和符号象征，发挥着美化身体、沟通人神、建构秩序、象征权力、祭祀天地、昭示地位、代表财富、蕴含思想等多方面作用。要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和特征，不能不对玉文化的产生、发展进行考古学研究。

玉和玉器在中国先后经历过宗教化、艺术化、政治化、哲学化、财富化、文学化等过程，构成了一种深嵌在中国人思维、生产、生活、信仰乃至文明建构活动中的文化符号系统，而考古学就是要揭示这个文化系统的发生、发展和具体表现及其原因。

记者：玉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请您从考古学的角度介绍下玉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贺云翱：玉文化可以说是中国大地上产生最早、最具有普遍认同的精神文化。考古学家发现，中国早在9000多年前已经诞生玉文化，它以玉器的出现为代表。早期的玉器原料多为“美石”，如绿松石、萤石等，成品有玦、璜、环、珠等。相关考古学文化包括北方地区的查海文化、新乐文化，黄河及淮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贾湖文化、后李文化，长江流域的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高庙文化等。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一时期的玉器视为装饰品，而应看到它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崇拜“灵物”，这既与远古“万物有灵”的观念有关，也是中国玉器文化产生的原始基因。玉质的晶莹剔透、坚致细腻、温婉内敛，将“通灵”的气质表达得淋漓尽致。加之其可遇而难求的稀缺性，更加强化了它的神秘性和高贵性。在东亚人经历了百万年的石器时代进化积累之后，当人们的精神文明世界鸿蒙初开，其神圣的宗教情感需要一种“灵物”作为载体和符号时，美玉就应时而现，登上了中华玉文化的“神坛”，并为中华文明的诞生和早期发展作出了独特的精神贡献。在我国，玉的通灵、辟邪、比德以及君子如玉、黄金有价玉无价等古老的价值观，一直保留到清代乃至当代。比如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我们即可体察到那块“通灵宝玉”的妙用。

大概在6000年至5000年前，玉文化已经遍及中华大地。北方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淮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岭南的石峡文化，台湾地区的卑南文化等都已拥有成熟的玉器文化。5000年前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良渚文化以及此后相继实现文明化的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齐家文化等，无不拥有精美的系列玉制礼器，包括河西走廊、青藏高原及新疆地区，也都出现了史前玉器。5000多年前，昆仑山北麓的新疆和田玉已成为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的玉器原料，此后齐家文化使用和田玉的比例更高；3000多年前，中原殷商王室制玉的珍贵用材中也有了和田玉。可以说，5000年前左右的历史时期，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够如玉文化这样覆盖整个华夏大地，塑造了一个宏大族群最早也是最广泛的文化选择、文化追求、文化创造和文化认同。

记者：作为玉文化的载体，玉器折射着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审美等方面的价值取向。那么，古代玉器具体是如何见证和影响包括玉文化在内的中华文明发展的？

贺云翱：中国玉文化的物质载体玉器，从产生时就代表着一种神圣的精神文明，此后又逐渐向制度文明的载体演化，成为政治文明符号——礼器，最终还被儒家人士转化为“比德于玉”的社会哲学层面的精神文明理念。许多考古学者都研究过史前诸考古学文化中出土玉器的不同文明要素含义，特别是其中的红山文化玉器、凌家滩文化玉器、仰韶文化玉器、大汶口文化玉器、屈家岭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石家河文化玉器、齐家文化玉器、陶寺文化玉器、石峁文化玉器等，认为它们展现了早期社会权贵或统治者对玉材以及制玉技术、玉器生产和使用权力的独占，使得玉器真正成为文明起源与形成期的重要文明符号，成为政权、神权、族权、军权、财权、男权的重要象征。从良渚文化时代开始，以玉璧、玉琮、玉璜、玉圭、玉钺等为特征的玉礼器就成为国家重器。《周礼·春官·大宗伯》中“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理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以及“以玉作六端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的说法尽管还值得讨论，但至少其中涉及的大多数玉礼器早在良渚文明时期已经出现，此后又日益丰富和完善，成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玉的政治文化发展到顶点。

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又对传承数千年的玉文化进行了“以德比玉”的哲学性升华。据考古学者张宏明研究，先秦文献中的《诗经》《论语》《春秋左传》《管子》《墨子》《韩非子》《山海经》等，都记录了大量有关玉文化的内容。东周至西汉成书的《礼记·聘义》中记载着孔子最详细的“以德比玉”之说：“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自此，古老的中国玉文化完成了它从“灵物”或“神器”到政治性“礼器”，再到“君子比德于玉”的“人器”或“人格之器”的历程，这种将玉器哲学化的成果进而广泛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审美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也是在此时，中国的玉文化才真正站上人类文明的高峰。

记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据报道，“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以来，玉文化研究在很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特别是将玉文化研究和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等相联系，促使玉文化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在您看来，玉文化考古在中华文明探源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贺云翱：中国玉文化是塑造中华文明阶段性特质的重要科学资料。对玉文化给予中国和中国人深刻影响的问题，早在先秦时代就广泛引起学者的关注，许多先秦文献中出现有关玉器的记载和评说即为明证。更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学者袁康等在《越绝书》中谈到，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大禹之时“以铜为兵”，东周时代“以铁为兵”，即把中国远古及上古时代历史划分为石、玉、铜、铁（兵）4个发展时期，这不仅与丹麦学者汤姆森提出的史前时代经历过石器、铜器、铁器3个时代的“三期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还多出一个“玉兵”时代。当然，汤姆森的“三期说”是就生产工具演进而论，而东汉学者的“四期说”是从“兵”器演进角度而论，前者重经济，后者重政治。但无论如何，这启发了我国当代一些考古学者。如牟永抗、吴汝祚等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时，依据一系列史前玉器的发现而提出了中国“玉器时代”之说；郭大顺指出，玉器作为最早出现的礼器之一，是文明起源的重要实证；高大伦等认为，从玉器看华夏文明的趋同正好发生在炎、黄号令天下之诸侯，尧、舜、禹建立国家之际，玉文化、玉文明是一种强大的认同和凝聚力，这种共同信仰促成了共同文明的形成；李学勤则提出，玉器是中国国家产生之后与典章制度和礼仪性建筑相关联的专门的礼仪器物即“礼器”。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一个有别于世界其他几个原生文明的“玉器时代”可以继续讨论，但就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齐家文化等一系列反映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期的考古学文化而言，其存在的“玉文化—玉礼器—玉文明”体系及其对后世夏、商、周、汉文明的深刻影响，亦足可说明玉器及其文化系统确实构成了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之一，因此，玉文化考古当然应该成为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工作。

（本文首发于《中国文化报》2023年4月11日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