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示表（小楷） 钟繇

忧悬帖（行草） 王羲之

魏晋南北朝分为魏朝、西晋和东晋、南北朝三个阶段，政权更迭频繁，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动荡不安的时期。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呈现出极其明显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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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史上有魏晋风度一说，这是形容在变幻异常的时代背景下所呈现出的风流竞逐、异彩纷呈的风貌。就书法这一领域的发展来看，魏晋时期完成了书体的演变，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篆、隶、真、行、草各种书体都已臻于完善。汉隶的定型为后世的方块汉字确立了基本形态。隶书的产生、发展和成熟虽然时间跨度并不大，但在过程中就已孕育了真书(楷书)，而行书和草书也几乎萌芽于隶书产生的时期。在魏晋的200年间，真书、行书、草书相继定型并得到美化，堪称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处于战乱、动荡、分裂的魏晋南北朝，却是书法史上了不起的时代。两个承前启后、成就卓著的书法集大成者——钟繇和王羲之，都活跃于这一时期。他们两人的书法实践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为后世的书写定了“法”，确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此后1000多年，在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书法的学习者莫不宗法于钟、王二人。

从汉字萌芽期到秦汉时期汉字发展为自觉的书法艺术，书法的实用性一直凌驾于审美性之上。到了魏晋时期，书法极盛，美学意识抬头，书法开始由实用性向审美性转化。晋代的批评家提出“尚韵”的理论。书法的“韵”，在钟繇的“用笔者天（界）也、流美者地（人）也”中有体现，在王羲之“意在笔先”的尚韵重意的美学思想中也有体现。宏观意义上讲，书法领域的魏晋风度，意味着将汉代那种大气磅礴、森严归正的书风，发展为追求意趣韵味、追求动态蕴蓄之美。

但是，文化毕竟不能完全独立于政治。魏晋时期，书法家置身于风云变幻之中，书法即体现出一种自由的生命形式和韵律。剧烈动荡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文人士大夫阶层将寄情文学艺术作为一种躲避政治灾难的方式。将魏晋时期的书法作品和书法理论做一个综合梳理，可以发现其中所体现的艺术精神包含着两种意识形态：自儒家“中和”精神而来的审美意识，以及脱胎于道家“物我同一”世界观的审美观念。

书法理论在魏晋南北朝时以惊人的速度进入成熟期。一方面，魏晋南北朝盛行的“清谈”“品评”不可避免地将书法纳入其中；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书法艺术十分兴盛，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书法名家，可以说，书法本体的发展也推动了书法理论的发展。

早在西晋时期，出现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著作，以自然界中千姿百态的物象来描绘书体的形态美，以物象的动态来比喻各种书体的动态美。如成公绥的《隶书体》、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的《草书状》、刘劭的《飞白势》、杨泉的《草书赋》等，都表现出一种“尚象”的审美趋向。而在东晋时，艺术发展的内动力驱使众多书家不满足于仅对书法的外在形态进行描述，而开始在更深的层次探求用笔、结体和章法技巧的规律。更大的突破是，此时期的书家已经开始注意研究人的主观意志与书法的关系。如世传卫夫人的《笔阵图》、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书论》《笔势论》《用笔赋》《记白云先生书诀》等，都是体现这一思想的重要书论。再到南北朝时期，理论和实践已有并驾齐驱之势，偏重理论的文人已经开始重视对各个书家的评论。有影响的著作如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虞和的《论书表》、瘐肩吾的《书品》等。其中尤以王僧虔的《书赋》《论书》《笔意赞》等书论为善，此三者着意探求书法创作的过程和特征，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纵观南北朝时期，基于割据思想的对抗和融合为主流，这种动荡也对书法艺术本体及其审美的趋向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南北朝时期的书法是对东晋风气的继承，上至帝王，下至士庶都喜闻乐见。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美学整体承接了魏晋“尚韵”的重意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开始有脱离书体书势的微观审美而从精神层面上分析书法家的论著。对人物风神个性的品评，更直接地显示出创作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

南北朝的书法家灿若群星，创作主体同样分为文人官僚和工匠书家，但就社会主流形式来看，南朝以上层官僚文人为当时书法实践的主要群体，在相对安逸的环境下，有些文人开始“玩”书法，而使南朝书法有靡弱之风，但他们的作品很少流传下来。北朝书法群体虽然以工匠为主，却成就不俗，有说法认为，南北朝书法以魏碑最胜。魏碑，是北魏以及与北魏书风相近的南北朝碑志石刻书法的泛称，是汉代隶书向唐代楷书发展的过渡。康有为说：“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初唐的几位楷书大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都是取法于六朝，直接继承了智永（《真书千字文》）的笔法。尽管基础各异、风格不同，但南北朝的书家都继承了前代书法的优良传统，创造出不逊于前人的优秀作品，也成功地完成了承前启后的时代任务，为开创唐代书法百花争艳、群星闪烁的鼎盛局面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创作管理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