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被纳入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目标和《“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并作为多个地区“十四五”规划重要任务。无论是“规模适当、布局科学、业态多元、特色鲜明”的要求，还是融合文化业态的需求，都鲜明体现了各级政策的立足点。通过外观形貌、布局规划、功能设置、运营机制等各个层面的创新，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更具发展弹性、适配性和性价比的发展方向愈加清晰。

《江苏省“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千个最美公共文化空间打造计划”。自2021年启动至今，江苏已建成406个新空间。“我们重点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创新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运营模式和服务方式，与传统公共文化设施功能形成错位发展。因而，新空间建设不包含对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传统公共文化设施提档升级、环境改造，以及文化广场等开放空间的美化、临时性建设的主题文化空间。”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江苏将加大力度探索可持续性的扶持激励政策，保障社会力量参与效度，同时，进一步服务特殊人群和年轻群体。

浙江坚持以功能为导向，因地制宜，突出服务理念创新和业态融合，在城市书房等相对成熟的新空间建设经验基础上，积极拓展新空间、打造主题文化空间，委托社会力量运营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已近五成。“一方面，我们注重培养运营队伍，建立了各类业务队伍7.7万支；另一方面，我们强化数字化建设，开展精准服务。目前，以‘浙’里文化圈为代表的平台上线运行，为新空间运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运营规范，特别是加强督查评估，提升空间运营质量，做大做强数字化管理和推广平台。”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四川注重撬动政策杠杆，抓住政策红利，于2022年4月向四川省委、省政府申请开展新型公共文化优秀空间、优秀案例、优秀品牌、优秀团队的创建活动，以制度机制保障有力推动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高质量发展。此外，河南、山东、安徽、重庆、福建、江西等多地围绕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都出台了标准、细化了配套措施，取得了积极的发展成效，收获群众热情点赞。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实施，近年来，各地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在建设、管理、使用等方面大踏步向前。其中，政府搭台让设计等专业力量赋能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是一大亮点。在此方面，发端于上海、逐渐辐射至长三角及全国部分省市的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赛（简称“大赛”）较为典型。

以大赛为抓手，上海首创“设计+服务”的综合评定标准，聚焦、发现和推出具有全新设计理念、全新服务内容、全新服务方式、全新服务人群和全新运营模式的公共文化新空间。5年间，大赛累计覆盖参赛空间3526个，推出获奖空间805个以及获奖设计师、机构33个，线上线下参与过亿人次，建立了超过千个最美空间的案例样本库，打造出集聚上百名专家和设计师的专业人才资源库，开拓了覆盖全国11个省市112个城市的新格局。

“5年前，我们策划发起大赛的初衷就是要解决基层公共文化空间不够美、运营理念不够新、服务品质不够优、年轻群体不愿来等痛点堵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玮认为，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是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发展的重要原则。正是优质空间设计服务人民的价值取向，让大赛影响力持续扩大，促使上海在邀约、嫁接、转化、支持优秀青年设计师的过程中发掘培养了有人民情怀的设计力量，让社会力量为公共文化服务持续注入创意和人文关怀，并延伸形成了优质运营服务激活公共文化空间的工作机制。

作为大赛评出的年度十佳设计师之一，陈嘉炜对“过程、结果、未来同等重要”的理念有很深的体会。陈嘉炜认为，公共文化空间设计的要点是空间和城市以及运营密切的融合。基于这样的理解，往往是一点顺势而为的巧思就能起四两拨千斤之效，比如有的空间改造是将原有的转角围墙拆除，与街道连通，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引人们来坐一坐；有的空间改造则保留了路口和家门前的树木，让相邻的内外空间形成对话；还有的空间改造紧紧围绕居民的社交需求进行设施策划和功能布局。“基层公共文化空间都不大，且与群众生活密切相连，变化或者转换都应该是设计者与使用者互动的结果，群众是关心式的参与，设计者则要做贴心式的呈现。从这个层面来说，公共文化新空间的设计更需要观照情感需求、体现精神品质、引领文化品格。”陈嘉炜表示。

从2017年至2020年，社邻家创始人闫加伟和团队接手运营的上海市潍坊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年开展活动场次和服务人次达到改造前的3倍。服务人群中，年轻人群和亲子比例大幅提升，占比高达65%。“运营团队在设计阶段就参与到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打造，非常必要。这是一个充分了解使用者需求、研判服务方向的过程。”在闫加伟看来，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除了完成公共属性的标配职能外，更应该注重对接区域群众的真实文化需求，并围绕群众集中性的需求开拓前瞻性的功能。对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而言，社会力量绝不仅仅是专业的运营力量，更应该成为基层文化能人的成长导师、文化达人的培育人、基层自治力量的引路者，要融入基层社会，最终助推形成群众自治、基层共治的格局。因此，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运营标准和考核体系也应有所创新，要给予社会力量一定话语权，划定管理边界，排除只做服务的单向思维，避免加码加量的硬杠杠阻碍服务质量的提升。“关键是要将活动影响力、空间活跃度、服务满意度的评价权交给群众，要以专业型机构为带动，培养内生型、活力型的文化类组织，调动更多公共资源和群众注意力，提升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在基层的重要性。”闫加伟说。

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公共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乘虎指出，当公共文化新空间成为网红打卡地，需要进一步思考其从试验田转化为创新标杆后，如何带动更多更好的空间建设和服务供给、如何更深地融入到城乡人民生活中等重要问题。杨乘虎建议，未来新空间发展要彰显中华美学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更有中国范，使之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要充分调动人民参与设计、管理与服务，尊重人民、服务人民，更具开放度；要立足城乡区域人群的不同需求，打造更具主题化、风格化、对象化、特色化的文化空间，更趋多元化，使之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广阔天地；要下沉到城乡的日常生活，让百姓更富获得感，使之充盈美好生活的新向往，培育和打造最美中国人。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卜希霆认为，公共空间应具有人本性、公共性、复合性、开放性、时代性。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打造应增强服务力、激活创意力、提升智慧力、培育审美力、涵养生态力，观照当代人的精神情感、文化消费、文化风俗以及生活审美趋向，让文化空间创意赋能城市更新。“未来，当人工智能进入生活主场，我们该如何面对年轻的消费者，如何焕活老空间，如何去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我认为，我们需要进行观念的转变、业态的转型、资源的转换、场景的转化，同时还要将传统的文化遗产做好时代的转译。”卜希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