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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响诗篇《长城》演出现场

8月底，由作曲家张千一、词作家屈塬创作的“交响诗篇《长城》——为合唱、独唱与交响乐队而作”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天津交响乐团以及合唱团、歌唱家、琵琶演奏家在乐团团长、指挥家董俊杰率领下共同奏响时代强音。

主创团队致力将交响诗篇《长城》打造成继《黄河大合唱》和《长征组歌》后的又一部爱国主义大型交响声乐作品，作品自天津首演后，不仅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而且参加了由文化和旅游部、哈尔滨市政府主办的全国优秀交响乐作品展演并获好评。多年来，以黄河、长城、大运河等国内重要自然地标、文化景观为主题的交响乐创作层出不穷，认真梳理总结一部代表性作品的得失，能够对一类、一批作品的创作带来启发。

文艺创作敢于触碰重大题材，值得鼓励，要想把这类题材演绎好，对表现对象、思想主题的理解把握必须具有历史关怀和时代观照。由诗人光未然、作曲家冼星海在风雨飘零、民族危亡时刻创作的经典之作《黄河大合唱》，热情歌颂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控诉侵略者的残暴，并展现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奋勇斗争的英勇场面，不仅在当时起到振臂一呼的鼓舞作用，也在一次次演出中不断凸显着黄河儿女的英雄气概。而在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主创面对万里长城时不仅看到了其防御功能，而且看到了“长城两边是一家”的包容性、同一性，并将长城所包含的团结一心、共建家园的美好愿景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升华为一种精神象征。“我们希望通过作品思考，在新时代如何面向未来、迎接未来，与世界交流、拥抱。”张千一说。

交响诗篇《长城》拥有严谨的艺术结构。张千一表示，作品由总序开篇，第二、三、四篇章与第六、七、八篇章分别聚焦古代的长城与近现代的长城，形成对称结构，而第五篇章“一根蚕丝有多长”表现多元文化交织，成为一个巧妙有力的轴心与连接。同时，越是描述离当下遥远的、古代的长城，作曲家所使用的创作手法反而越现代，从而构成微妙的艺术张力。这种创作手段与表达内容之间的对话与间离，对各门类艺术创作来讲都颇有启发性。

不同于一般的交响乐演奏，交响合唱、交响诗篇由于歌词的助力而更具鲜明的文学性与诗性。屈塬在为交响诗篇《长城》作词时，注重现实观照和思辨色彩，既不回避历史上修建长城带给人们的苦难，更写出了自强不息、众志成城的精神力量。中国广播艺术团一级作曲莫凡认为，用“声乐+交响乐”来写作，借助文学的力量详尽叙述上下两千年、纵横数万里的长城，是很高明的创意，文学的内涵和现代人的思索令作品丰富饱满。

动听的音乐加上文字的宣叙、抒情力量，总能赋予作品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而音乐与文字如何更好地对话，正是交响合唱、交响诗篇创作的关键问题之一，总能引发创作者的思考。知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唐建平认为，中国作曲家受传统戏曲影响，普遍拥有让音符贴合汉字四声发音、力求不倒字的自觉，然而，过于注重不倒字，可能在宏观上冲淡了音乐个性。“我和昆曲演员交流过，他们演唱时也会出现并宽容倒字现象，对于交响合唱、交响诗篇来说，个别字与整体音乐的平衡需要慎重把握。”唐建平说，“就演出实践来看，观众更在乎现场效果，作曲家充分发挥个人特色或许比强调不倒字的收效更可观。”

站在观众的角度，深刻的思想、独到的创意总要付诸动听的音符、美好的形式才能令人感动，唯有打动观众，作品的思想价值才能获得更好传播，否则，作品一旦无人问津，立意再深刻也是枉然。多年前，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陈光宪就曾分析过中国原创交响乐创作与观众存在距离的问题，他认为，有的中国作曲家认为交响乐必须很“现代”，大量使用先锋、前卫的作曲技法甚至铺天盖地地搞“无调性”，听得观众一头雾水；有的作曲家则手法太过传统，表现当代生活的力度不够，同样也无法打动观众。在四川音乐学院原院长、作曲家林戈尔看来，张千一创作过很多既有民族风情又有专业水准，受到群众热情喜爱的歌曲、影视音乐，当他带着这重群众视角驾驭新思路、新技术，创作《长城》这样厚重的作品，显示出常人难及的力量与魅力。

不少作曲家表示，中国交响乐作品的“老三篇”即《红旗颂》《梁祝》以及钢琴协奏曲《黄河》观众已经非常熟悉，但这远远不够，还需要创作更多能够让观众接受、熟悉、喜爱的作品。从天津到哈尔滨再到北京，很多观众听过交响诗篇《长城》后，都会由衷赞叹一声：“好听！”或许，这句质朴的评价中，恰恰隐藏着创作的旨归与真谛。

（天津交响乐团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