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小聚，不知谁说了一句，还是回村里过年有意思。我的家乡，在内蒙古河套平原，小时那浓浓的、暖暖的过年回忆瞬间宛如涟漪，泛起层层波澜。

社改乡几十年了，村人依然把集镇叫公社。后来撤乡并镇，乡政府被撤销了，村人还是把那里叫公社。公社是村人最向往的地方，也是我幼时脑海里天堂的模样。

腊月里，去没去公社，成了村人的问候语。“去公社了吗？”“去了。”“你去了吗？”“还没呢。”去了公社的人喜气洋洋，没去公社的人听语气就可以看出口袋的干瘪。那时，村人收入无多，去公社也买不了多少东西，无非一两条纸烟、一两箱白酒、三五斤糖块、四五张红纸、五六卷麻纸、十几个麻雷（二踢脚），还有一些咸盐调料。买的东西不多，并不代表村人的年货不丰富。自给自足、自产自销的生活，是从老辈人手上留下的，不知传了多少代。杀一口猪，炼板油、腌猪肉，架个火炉把猪头、猪蹄子的毛燎干净，然后慢火熬炖，可以压制五花肉，也可以熬皮冻，都是极好的下酒菜。

贴对联首先要写对联。

会计会写毛笔字，年前半个月就忙上了。把红纸放在炕上铺平，四开八开再十六开对折，轻轻用手掌压一压，上下捋出一条直线。本以为可以撕了，主人又找出一条细线，让女人拽一头，自己拽一头，两人同时用力。“嘶拉”一声，红纸被切割开来，茬口极为齐整，没有半点儿缺口，也没有半点儿毛边儿。可以写了吗？不行。会计忙着呢！几十户人家排着队呢！不像城里，过年只贴一副对联，而且不管具体内容，只要吉祥喜庆就行。大门是大门的，房子是房子的，粮仓是粮仓的，拖拉机、水井和牲口圈、农具上也要贴呀，人要过年，它们也要过年！水井上是“井水长流”，拖拉机上是“日行千里”，马圈羊圈上是“六畜兴旺”，农具上是“五谷丰登”，各有各的寄予，各有各的期盼，不能将就，更不能马虎。会计浓眉大眼，大高个子，左手摊铺纸张，右手紧握狼毫。他一边写，村人一边嘱咐，这是在哪里贴的，那是在哪里贴的。会计说，错不了，你家有几个窗子、几扇门我都知道。

字不能错，纸也不能错。什么人家用什么纸是有讲究的。平常人家贴红对联，有丧事的人家第一年贴黄对联，第二年贴绿对联，第三年贴粉对联。三年服丧，第四个年头才能贴红的。

贴对联的时间也有讲究，要赶早。年三十的清晨，父亲总是第一个起床。他用扫帚在墙面上来回扫，把上一年的旧对联纸皮清除干净了，然后扫院子熬糨糊。准备工作就绪了，喊我和弟弟拿对联。父亲把笤帚摁进面盆里，然后在墙壁上来回涂刷，我和弟弟一边递对联，一边埋怨父亲为什么要粘那么多的浆糊，不仅浪费，而且给下一年贴对联时带来许多麻烦。父亲说，这是一年的熬盼，粘牢了，才能和来年接上。

不知道父亲哪儿来的精神头，白天忙一整天，晚上熬年，初一天麻麻亮就起了。实在不想起，可是架不住父亲一个劲儿地喊：“拢旺火了！”

我和弟弟揉着惺忪的睡眼出了门，发现父亲早将柴禾堆好了。虽是新春，但塞外依然寒风凛冽，冻得伸不出手。可是父亲却不怕冻，光着脑门，捋着袖子，在那里热火朝天地忙活着。“嚓”，父亲用一根火柴就点燃了柴禾，坚毅、沉着、冷静。

先点着的是麦柴。父亲一边拨弄火头，一边往火头上加细碎的干草。火头渐渐大起来，父亲往火堆上加干柴。风很大，刮得树枝呼呼响。我和弟弟一会儿用双手捂耳朵，一会儿揉搓冻得发麻的脸皮。父亲好像感觉不到寒冷，两脚蹲在地上，把身子深深地弯下去，全神贯注地伺候那一堆火苗。风助火势，火焰越来越旺，柴禾堆熊熊燃烧起来，映红了父亲满是皱纹的额头和脸庞。父亲说：“跳过去。”我和弟弟一前一后从火堆上跳过去，再跳过来。我知道，这是父亲质朴的祈愿，希望烧掉旧年的不顺利，迎来新年的好运气。

村里的旺火渐次升腾起来，染红了半个天空。

好吃不过饺子，大年初一当然要吃饺子。

我们在外边拢旺火，母亲和妹妹在屋里包饺子。妹妹跟了母亲，会包像小老鼠一样的饺子：右手拿筷子，左手托面饼，挟些馅子放在面饼里面，然后从头到尾把饺皮捏合起来。一边捏一边掐，面皮捏完了，一条脊梁上布满花纹的“小老鼠”也现形了。

父亲是个急性子，吃饺子时也是这样。本打算斯文斯文，慢慢品尝，无奈他老人家一个劲儿地催：“快点儿吃！不然拜年的来了咱们还没收饭桌！”村人以勤为荣，开年的第一天，一定要赶早。拜年的来了要另摆酒席，如果客人上门你连饭也没吃完，人家会认为你不够勤快。

话音未落，拜年的呼啸而来。一群半大小子，都是我的堂兄弟。屋里跪下一大片，有六子、俊子、锁子、果园、后生。磕一个头，齐声说：“叔叔过年好！”再磕一个头，齐声说：“婶婶过年好！”村里的孩子，就是这样给长辈拜年的。没吃饱也只能放下碗筷了，因为他们是拉我入伙的。于是，一帮人走东家、串西户，集体大拜年，没个停歇的时候。

（内容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