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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位外科医生探讨手术水平的问题，他的观点是，高手和低手的差异，主要体现于对度的把握上。高手施行手术，一刀子下去，无比地精准，恰到好处，分毫不差；而低手，则是要么用力过猛，要么力道不够，要么刀锋偏移，如此一来，不但难以切除病灶，而且极易伤及不该触及的部位。能否把握好度，是衡量外科医生医术高低的试金石。

万事一理，散文写作何尝不如是呢？名副其实的散文大家，总是对语言的尺度有所拿捏，对语言的边界有所知晓，该止步时则止步，该留有余地时则留有余地，既不把话说满，也不把话说绝，处处体现出清醒的分寸意识。但这样的散文家，放眼当今文坛，实在并不多。更多的散文写作者，则是缺少对书写对象的有效分析和对语言尺度的准确掌控，于是其笔触宛若脱缰之野马，流浪之狂风，放荡不羁，黑红不避。

突出的表现，就是把书写的对象，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锅煮熬，以个体代替群体，以个例代替普遍，呈现出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武断。其最常见的语句，就是“男人如何如何”“女人如何如何”“北方人怎样怎样”“南方人怎样怎样”等等。别的暂且不论，就女性而言，广袤的国土上就有近七亿之众，有老的，有少的；有闷葫芦式的，有高音喇叭式的；有温润如玉的，有暴烈如火的……个体与个体间的状况如此错综复杂，差异如此云泥有别，怎一个“都”字了得？

读某著名作家的文章，读到他对南方男人的一番描述，我忍不住地摇头，并瞬间失却了继续阅读的兴致。在他的笔下，“南方人的男人都瘦瘦的，矮矮的，小小的，善于讨好老婆，擅长于烹饪”——这是事实吗？应该说只是部分的事实，而不是全部的事实。南方的疆域极为宽大辽阔，地势各有千秋，民俗各有异趣，怎能一概而论？就南方的男人而言，有身居大都市的，有身处荒郊野岭的；有站立讲台讲学的，有游走街巷贩卖的；有人高马大的，有小巧玲珑的；有嗜酒如命的，有滴酒不沾的；有贪恋美色的，有对美色无感的；有厨艺非凡的，有不近锅灶的……一个“都”里，包含着多少失真，藏匿着多少偏颇？

有位作家写西安，更为离谱，用民间话说，就是简直“不着调”。其中的众多句子，实在是经不起推敲。比如“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城市”，“西安以西的甘肃，更是贫瘠荒芜”云云，就很值得商榷。把西安说成是“高原上的城市”，暴露的是作者地理知识的贫乏，以及思维的混沌和作文严谨性的缺位。西安的海拔不过二三百米，坐落于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能与黄土高原混为一谈吗？再说甘肃，其地理现状，绘制于地图，颇像一头枯瘦的长颈鹿，东西千里之远，地貌各异，民族多样，不毛之地与膏腴之土错落，戈壁大漠与湖泊河流并举，雪山草原与平川沃壤共存，营造出多层次的景致与样态，远非“贫瘠荒芜”就能一笔带过。

此等大而化之的描述，在铺天盖地的散文里屡见不鲜。

消除这类问题并不难，一是在下笔之前，多扪心自问：“是这样吗？”或者：“真的都是这样吗？”二是在主语的前面，多加一些用以限定词语外延的定语，比如“部分”“一些”“某些”等等。三是把肯定语气，更换为不确定语气，多用一些“也许”“或许”“可能”等词语——如此这般，文章的分寸感就会大为增强。

正如衡量一台手术的精湛与否，需要对医生对度的把握予以考量那样，对一篇散文高低的判断，分寸感无疑是一个重要指标。没有分寸感的散文，谷子糜子一把抓的散文，注定了与经典的差之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