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被誉为“人民的学者”，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三条干流，即精英士大夫创造的上层文化、城市市民创造的中层文化和广大劳动者创造和传承的下层文化，三层文化共同构成了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他概括性地将民俗学定位为理解普通人日常生活文化的学科，关注当下民众的“生活世界”，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

“站在人民的立场，秉持科学的态度”是中国民俗学研究者始终坚守的初心与使命。“吾侪肩负千秋业，无愧前人庇后人”。钟敬文一生都在为民俗学科的建设辛劳拼搏。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程正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1995年，已是92岁高龄的钟敬文为了给学科建设争取更多的科研经费，不顾年迈体衰，顶着炎炎烈日奔走呼号；1998年，钟敬文放不下对学科的牵挂，每天花费好几个小时修订《民俗学概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钟敬文还在致有关领导的信中深情写下“在有生之年，我要为这个学科献出最后的时光，使它发展得更快一些”。

“舍得将身作泥土，春风酬尔绿茵园。”在一代又一代中国民俗学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民俗学在从业人员、研究队伍、学科发展、博硕士培养、学术出版物等方面均已走在世界前列。“时代不断前进，学科的要求也没有止境。”新时代的中国民俗学必将为国家繁荣、社会发展、人民幸福作出新的贡献。

1998年，钟敬文提出“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学术命题，将其定义为中国民俗学的独特性格。该理论的形成对世界民俗学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研究官金镐杰比较了钟敬文与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韩国民俗学家孙晋泰的相关学说，认为钟敬文的所提出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是对柳田国男“一国说”一个很好的修订，传达出中国学者对本国问题的透彻把握。

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在记录、编纂民俗资料的勤奋上，在考察民俗事象的方式上，以及在叙述民俗文化的态度上，都表现了自己的民族性格。“中国的民俗学，从来都是中国人用自己的眼睛、心灵、情感、人生经历和学理知识来创造的学问”“要将中国优秀文化视为我们的命根子”，这是他振聋发聩的呼号。这样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俗学者，更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等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保护文化的多元性是维系人类创造的多元文化的生命。“‘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给我们的警示不仅是要牢记‘我是谁’，更启迪我们思考今后要到哪里去。与自然同步的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发出的强音，多元的民俗文化催促着不同文化的碰撞、创新、发展、升华，这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邢莉表示。

更为可贵的是，在钟敬文的学术观念中，不仅对民族文化有着炽热的信仰，还有着广阔的国际视野与格局。他曾主编“外国民俗文化研究名著译丛”丛书，并在序中提笔写下：“通过这些译著，希望能够打开一扇扇新的世界之窗……我们自己的学术成就可以与之对话，并形成平等、友好的学术竞争新格局”。

“先生总是以世界的眼光做中国的学问。”程正民说。20世纪30年代，钟敬文与德国学者爱艾伯华多次通信，谈论中国民俗；之后，又东渡日本，师从西村真次深造，并与松村武雄等日本学者密切往来；直至晚年还对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进行辨析和运用。对此，程正民感叹：“正是不断地吸收和创造性运用国外优秀的学术方法、理念，使得先生的研究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钟敬文为国内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如今已经成长为中国民俗学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坚力量。此外，钟敬文还毫无门户之见，为世界民俗学发展培育新人，印度学者莫普德、韩国学者郑然鹤、日本学者广田律子等都接受过钟敬文的指导。

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研究官郑然鹤是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最早的韩国留学生，在他的记忆中，钟敬文是一位给予他很多关怀的开放且愉悦的长者。“老师会和我们一起分享月饼，慰藉我的思乡之情；会在校园散步时，路过留学生宿舍给我留下一封问候信；有一次先生托我在韩国帮他借阅《东国岁时记》，还书给我时用纸片记录了满满的批注；在我毕业后，是先生鼓励我早日回国，发挥促进韩中民俗学交流的桥梁作用……”

“江南自有春如海，不寄梅花只寄诗。”如今，这位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的老人已经离开20余年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一代的民俗学者传承、弘扬钟敬文等老一辈民间文艺家留下的宝贵遗产，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民俗学的视野与构建，这也是对这位功勋卓著的民俗学家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