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绘画的现代转型中，李斛在人物画、夜景山水等领域有着卓然的成就，李可染先生曾用“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概括他的艺术贡献。凭借扎实的速写、素描等造型功底，李斛在人物画、山水画等方面，构建了从速写、素描、小稿、成作的创作范式，从重庆时期关注底层社会悲天悯人的作品，到定居北京后对工人、工厂、工程、工地等现实题材的关注，再到夜景山水，完成了对中国绘画的一种新建构。

那么，李斛在20世纪中国绘画的现代转型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绘画的现代转型有哪些可以参考的范式和维度？近日，在清华艺术博物馆开展的“将何之：李斛与20世纪中国绘画的现代转型”展览，试图透过李斛的150余件绘画作品，展现在时代洪流的大背景下，个人的努力与中国绘画的“现代转型”是如何展开的。展览的序章，从自我写照开始，其后分为“视界：从重庆到清华”“范式：从写生到创作”“图真：从生活到艺术”“河山：从山水到风景”四个主要板块，分别从创作观念、创作范式、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山水与河山的转变等四个方面，呈现李斛对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的贡献。

李斛（1919—1975），四川大竹人，1933年考入当时的四川省立成都师范学校，1942年至1946年就读于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师从徐悲鸿、黄显之、吕斯百、傅抱石、谢稚柳、李瑞年等先生，因造型功底扎实，深得徐悲鸿赏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徐悲鸿从中央大学艺术系选出两名优秀学生对中国画进行中西合璧的尝试，一位是国画专业的宗其香，另一位便是油画专业的李斛。1946年，李斛毕业时在重庆举办了个人画展，徐悲鸿题曰：“以中国纸墨用西洋画法写生，自中大艺术系迁蜀后始创之，李斛仁弟为其最成功者。”由此可知，李斛在中西绘画融合方面所做的努力是获得徐悲鸿高度认可的。

1948年，李斛应徐悲鸿之召由四川来到北平（北京），随后在清华大学营建系（建筑学院的前身）任教，深得梁思成先生器重。从重庆到清华，既是生活空间的转换，也是绘画题材的转换，还是艺术教学模式的转换，李斛的创作视野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炉前浇铸》《看图纸》以及描绘长辛店工厂系列作品，将工人、工厂等展现社会生产、生活的题材纳入创作；《侦察》等作品将新中国成立前后人们的情绪状态和支持革命的心态变化表现出来；清华任教时的素描石膏像、人物解剖图等教学材料，反映了李斛美术教学体系的现代转向；《浣》《关肇邺像》等作品记录了生活中孩子的成长，承载着他对于学生的关爱。这些融汇中西的实践，无不凸显了艺术家精湛的造型能力和“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理想。

20世纪中国绘画的现代转型，在创作范式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写生方面，对景写生变成了重要的绘画方式；创作方面，速写、素描成为创作的重要步骤；从写生到创作，成为中国绘画一种典型的创作范式，至今在各大美术学院的教学系统中都在延续。李斛作为第一批中国本土培养出来的现代艺术家、艺术教育家，一方面践行从素描写生到水墨创作的范式，另一方面通过具体的教学活动，将这种范式推广到中国现代艺术教育体系。在《工地探望》《女民警》《关汉卿》《广州起义》《天安门前的哨兵》等作品中，观众可以看到李斛在素描与线描、水墨与水彩等中西媒介融合方面的探索，也能通过“关汉卿”题材看到从小稿到大作的创作过程，从素描到水墨，从传统人物画到现代人物画，从小幅稿本到大幅创作，立体诠释了20世纪中国绘画新的创作范式。

为了能够真实地反映生活，李斛经常深入农村及建设工地写生，为劳动者画肖像，这类作品笔法细腻，虚实得当，以浅灰调子为主，局部以重调子勾画轮廓，使画面上呈现出明亮的光感。李斛还以家人为原型，创作出了《读报》《看娃娃》等典型场景，同时以戏剧舞台人物为原型，创作出了《于是之饰周萍》《鲁贵》《四凤》《鲁妈》等形象，反映了生活艺术化的创作变化。他在注重人物形神表现的同时，亦强调墨色交融的自然效果，并逐步确立中国绘画观察与表现的特有手法，既保持形的精妙入微，又在墨与色的交替互补中达成某种和谐。

除了在人物画上进行革新，李斛在山水画上也借鉴西法进行水墨夜景山水画的探索，他的革新在于融西画表现光影之长、体现透视关系，并与传统水墨的意境相结合。一改传统水墨难以表现夜景的不足，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夜景山水画。从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长江大桥钻探工程》《夜战》《十三陵水库工地夜景》等作品，到70年代的《三峡夜航》等，在这些山水风景创作中，李斛没有固守芥子园式样山水的表现技法，而是用新的笔墨技法丰富了中国绘画的表现力，在新中国的中国画坛上可谓“耳目一新”。

在短暂的56年人生中，李斛的艺术创作一直与社会革命和中国绘画的现代转型息息相关。无论是“中国笔墨，西洋画法”，还是“调和中西”，抑或立足传统笔墨的现代转化，虽然以徐悲鸿和林风眠等为代表的艺术家在中国绘画的现代转型中探索的模式均有所不同，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绘画在20世纪融合了素描与白描、水墨与水彩、科学透视与散点透视等因素，在创作过程中也出现了以素描写生为基础的创作手法，事实上，这些中国绘画现代转型的诸多表征一直延续至今。此次展览的主题“将何之”，出自李斛一张不经意小画的自题，这似乎不仅仅是对个人、更是对于时代的发问——中国绘画究竟去向何方？毫无疑问，李斛在20世纪中国绘画的现代转型中，在对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经典绘画的共同追寻中，东西兼程，中西合璧，但究竟“将何之”？显然，这依然是当代艺术家所要面对和探索的时代命题。